更新时间:2019-02-22

盛夏:唱着正能量的摇滚，不在乎他的国家有多糟，或他的女友和谁睡了

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巧合。1980年代的中国出了个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而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出了个姓崔的摇滚乐手，他和崔健一样有着朝鲜族的血统，虽然仅仅活了28岁，其在俄罗斯摇滚乐的地位却几乎无人能及，被誉为“俄罗斯摇滚教父”。
他的名字是维克多·崔，《盛夏》这部电影，就是关于这位“俄国崔”成名前的故事。
前苏联时代摇滚教父的故事，导演身负俄罗斯当局可疑的指控，甚至因被软禁而无法出席戛纳的首映……这些因素，都足以让人对《盛夏》的现实投射和政治意指大有期待。
但出乎意料的，这部电影（似乎）真的只是讲了一个发生在灿烂盛夏、纯洁干净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三角恋故事：初出茅庐的摇滚乐手维克多，认识了在列宁格勒摇滚界有一定地位的麦克，以及他漂亮的妻子娜塔莎，三人的感情纠葛，伴随着对摇滚理念的互相碰撞，由此展开。
即使对俄罗斯摇滚乐一无所知，即使因为黑白的画面而心存疑虑，这部电影的某一部分也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那几段天马行空的MV式段落，是历史和虚幻的碰撞，更是摇滚乐希望创造的自由新世界。
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Iggy Pop的《The Passenger》、Lou Reed的《Just A Perfect Day》、Mott The Hoople的《All The Young Dudes》……在这些西方摇滚名曲的伴奏下，涂鸦式的线条突然乱入，电影似乎瞬间进入另外一个次元。乐手们奋起反抗克格勃，年轻人们像个真正的摇滚观众那样疯狂摆动，群众全部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共同唱起被苏联当局视为“毒瘤”的西方摇滚。
但每段MV的最后，总有一个人跳出来，对着屏幕外的观众举起血淋淋的牌子，告诉你：“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要真正进入这部电影的叙述，这个画外音的叙事者，才是关键。电影中他和麦克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单方面对话，他怒吼道：“迪伦唱的是越南，还有一个被诬告的黑人拳击手，你唱的是什么？！”“该死的被矫正过的男孩！这男孩毫不在乎，他的国家有多糟，或者他的女朋友和谁睡了”。
结合这一段的前述，我们才能理解后面当麦克知道自己的妻子对维克多心生情意时，为何会如此平和地为他们制造独处的机会，自己一人在雨中失意徘徊。麦克是一个“被矫正过的男孩”，一个“抒情的英雄”，一个“温和的妥协者”。他唱着不痛不痒的摇滚，无力打破体制的束缚。当年的苏联有千千万万个麦克，他们在摇滚乐现场不得不正襟危坐，被征兵送往阿富汗时不得不乖乖服从，唱个摇滚也不得不“发现人性善”，传播正能量。
《盛夏》里没有酗酒没有毒品没有滥交没有斗殴甚至连偷情都发乎情止乎礼，“文质彬彬”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群摇滚乐手的故事。这反而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反讽，相比起西方自由世界里无节制的堕落，这里呈现的是一种病态的干净。
因为他们心中的反抗与叛逆，就像那位叙事者一样，被自己掏出的手枪杀死了。他们早已被阉割或自我阉割。
于是维克多的出现，就显得分外与众不同。他正和麦克构成了对比，他不温和、不抒情、不妥协，他对这个操蛋的世界充满了愤怒，而且敢于将这种愤怒表达出来。这是维克多之所以成为维克多·崔的原因。
但《盛夏》最遗憾的地方就在于，关于两人理念的碰撞，关于维克多·崔的斗争，关于摇滚对抗体制的力量，这些本应该浓墨重彩的地方，全部淹没在松散的叙事节奏，淹没在欲言而止的政治隐喻，和欲言而止的爱情故事之中。
所以到头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个用了一整夜自杀的男孩。他跳进电视里，脱光衣服，回头对观众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义无反顾地跑向大海。
这种自我毁灭似乎预示了所有人的结局：1990年，维克多·崔因疲劳驾驶车祸身亡；一年后，麦克因颅内出血去世；四个月后，前苏联轰然解体。一整个时代，连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盛夏，就此戛然而止。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万达电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