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看了电影《妙先生》，很多人都说不好看，但是也许是因为我的鉴别力不够或是口味有差，我反而觉得它很好看，甚至相对于它的姊妹篇《大护法》，我更喜欢这部。

如果说《大护法》更多的是向外的，对于外部政治社会的揭露与批判，那么这部《妙先生》更多的是向内的，对于人性幽微的挖掘与探索。《大护法》通过一个外来人，一位“社会异见分子”，偶然间闯入“花生镇”这一封闭空间的事件，以“启蒙者”的姿态和眼光去审视某种政治制度下社会种种吊诡的日常，展现民众愚昧无知麻木处境以及人性异化状态，以此揭露极权统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问题。而这样一种极端情境往往在极端条件下发生，虽然“权”与“利”始终分不开来，而“利”对于个体的宰制却更多地渗透于平凡庸常。而《妙先生》无疑就把着眼点从“权”转向了“利”，所探讨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普遍性。它向我们揭示了在某种利益链条下权贵阶层与劳苦大众差距越拉越大，终至民不聊生的“买卖死循环”绝望现状，以及在这一循环下人心为欲望所吞噬，展现出一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与杭州杀妻案异曲同工的人性恐怖图景。并藉此来思考在生与死，善与恶，利益与道义各种撕裂的情境中所折射出的人性真实，以及作为面临者各自的价值取向等问题。

为什么我更喜欢《妙先生》呢。首先，是它的格局放大了。如果说《大护法》在戳破“乌托邦”神话的过程中诉诸于“反抗强权”这一解决路径，它呼唤的是个人的自大与觉醒，即“人的自觉”，似乎切中了“五四”新文学的命题，那么，这部《妙先生》则宕开一笔，更像是与“五四”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沈从文的小说，它将“人”置放在一个较低的地位，天道，地道，人道并行不悖。《妙先生》这一片名应出自于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先生”应寓指那掌控着万物运行规律，那微妙无形的“道”的神明。而影片中的冒险者有一特定名称是“寻迹者”，即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求索那隐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因果联系，向“妙先生”不断叩问那成毁之机，生杀之理。他们的使命即为“求真”。将“人”置放于浩渺天地之间之后，境界反而大了。

其次，影片的价值观并非简单的二元论，而是潜藏着一种相对复杂的、辩证的哲学。它并非倡导“好人有好报”而直截了当地说“善良本就是一种牺牲”。为善者意味着让利，对利益的攫取却助长了人性的贪婪与堕落。是故善者死，而恶者生，与为善者初衷背道而驰，这似乎是一个悖论。那为善者为拯救他人牺牲自己而化作的彼岸花，可就是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一叹。可为善者的理想世界本就在彼岸，对现实并无太多留恋，必要时生死一掷轻，而理念长存。而作恶者又往往自身被自我无限膨胀之欲望反噬，亦从“生”滑向“死”。所谓生死两寂寞，在这个万般无奈的人世间，太多的事物无解。影片被打上“暗黑国漫”的标签，我倒是喜欢这种“暗黑”，因为它真实。在这里我猜测导演是有野心的，它始终呼唤的是一种能够抵御利益诱惑坚守道义的理想人性范式，一种怀着爱与悲悯，葆有纯净清澈美好善良品质一如金色彼岸花般的灵魂图案，并且寄希望于它能够改造甚至重构一个种群的集体性格。

另外，影片还使我思考到了“革命”这一话题。影片的反派“笑人”从来不笑，自幼在一种冷酷、自私的大环境中艰难成长，而在触碰到了“大地的怒气”之后迅速黑化，将猩红的彼岸花孢子洒遍人间，誓欲杀尽天下自私之人，构筑起自我的“美丽新世界”。而其一旦实现，所实在建立起来的，恐怕是又一个《大护法》里的“花生镇”，是《1984》里的“大洋国”，是赫胥黎笔下那一个看似美好实则诡异的“美丽新世界”。仅靠着仇恨和怨怒的情绪而无理性的考量，仅以夺取财富利益和满足一己私利为全部宗旨目的而煽动起的暴力革命，那是“阿Q式的革命”，哪怕最后达到了翻天覆地的“洗牌”效果，最终也不免堕入《动物农庄》式的永劫轮回。

最后，个人认为影片还有着很深刻的哲学思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本就涉及到了虚无与实有两个层面。道之化生，虚虚实实，幽昧深远，不可测知。而我们所知晓的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妙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或自相残杀而死，或勾心斗角而生，人类灭绝了，还有其它的物种出现，这个世界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坏。”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包育万物，生命都在“道”的宰制之下。世界的已然圆满反而不需要呼唤任何价值，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和努力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无限虚空。可是，在面对村中人的濒死状态，寻迹者为何还是选择去改变，去“救”，去“较长久地悲悯他们的未来而痛恨他们的现在”呢？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只有他们可以做于是就去践赴，是因为“非如此不可”的活着的使命，是因为即便是“稀里糊涂生，乱七八糟死”的民众，也具备着作为“生命”的一切的肃穆与庄严。

这也是鲁迅笔下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看透了希望的虚无，同样的绝望的虚无，在明白了前方是坟，前路是死的前提下，他依然选择前行，选择抗战，这本来就比为了希望而抗战更悲壮，更惨烈。因为他的行走不为抵达，只为行走本身。因为他知道一无可抵达之处，行走就是他唯一的姿态。也正像是他散文诗《秋夜》里的枣树一样，将枝干刺向那“奇怪而高的天空”。永远无法刺破天空，可只要活着，便永远生长，永远对峙，永远刺向那一片黑暗与虚无。也许这一“刺”的动作就是其全部意义。

而“妙先生”目前所告诉我的，我所领会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也许这世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既定的意义与价值，是我们自己建构起了各种意义价值，通过它们各自完成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许我们像堂吉诃德，所作所为在“妙先生”看来是如此荒诞不经。也许我们也像鲁迅《这样的战士》里面的那个战士，在一片“无物之阵”的围困下，依旧“在太平里举起投枪”。在“妙先生”面前，我们都是悲壮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