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2-05

九个皇后:一种叙事结构

< Nueve reinas>，阿根廷电影。南美洲，一个远离东方的大陆，一部情节简单的电影，却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叙事结构中，宣泄出的酣畅淋漓的快感。

这种风格的电影显然不是已经习惯了西方商业电影逻辑的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那种叙事手法。但是接受起来也不难，因为它的脉络和中国传统古代小说比较类似，一条线。
不同的，只是在这条线上，设置了很多小的绳结，以电影工业的某种接近悬疑的类型表现出来。

这部电影的特点涉及到了工业革命诞生之前的各种古老文明的叙事手法的问题。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脱离它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社会。但是南美各个国家的艺术一直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不同于中国，可以直接与西方对话。归根结底，也许可能没准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基础相似，虽然介入工业文明的艺术形式——电影的途径不同，但是，文化基础源于宗教的同根，还是可以互相渗透。

这不是中国电影的优势，也是美洲电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西方欧美电影工业的优势——他们的世俗文化的根源，宗教基础是相近的。

所以，对比中国电影与南美电影，就需要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的宗教基础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相对发达工业文明的现实问题。

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国和南美电影一致，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远离工业文明发源地中心的边缘文化形态。于是，这部阿根廷电影的叙事手法，尽管不同于电影工业的中心——好赖无，但是它的兼容性很好。

被顾彬称为不是现代小说的金庸大师的作品，往往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会引发一些对顾彬的不满，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当代，标准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和金庸的文字作品无关，还是在于标准。如果用纯工业文明的标准来说，站在欧洲中心主义边缘的顾彬说的有道理，金庸的作品，虽然看似现代，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一条线。

金庸的叙事方法、结构、逻辑，都是传统的，工业文明诞生之前的，一种基于“线”的叙事结构。它当然不是现代小说，也不是当代小说，因为工业文明的文学作品不是这样的。

但是，是否可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的叙事结构（虽然这种落后还有待时间来判定），在社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没有反向渗透并改造工业文明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的可能呢？九个皇后，或许提供了一种形态。

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如果转换了自己的思维，尤其是作为一个东方的中国人，将所有好赖无式的观影思维转换成中国传统叙事结构的时候，这个电影的特点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条线。

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叙事结构或者手法：一个人进入一个加油站的商店进行行骗，引来另一个店里的骗子的注意。然后两个人在店中认识，结伴行骗，……到电影的最后，一个骗局揭开了。

这是一个带有商业色彩的（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电影，如果艺术电影一定要和商业电影区隔开的话）南美的电影，它的种种好处是导演在设置故事最终走向的时候，让它不远离大众（像一个普通的艺术电影那样），它还是为了取悦观众的，而绝不是只抒发导演作为所谓的艺术工作者的姿态。

但是，它体现出的和商业电影的看似不同之处是它在叙事中的情怀，一种看似和商业化毫无关系的故事结构。很多看过电影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完整（不一定是完美，却恰恰是中国所谓的独立或者先锋电影的导演们缺少的能力或者才华或者说关怀）在于有很多情节完全是没必要的，如果相对于故事的结尾，整个骗局的真相来说。

导演完全没必要设置那么多跟最终结局无关的情节铺陈，而这恰恰又是叙事结构的情怀的一种展现，或者说南美电影的一种特点？虽然是商业电影，虽然是不断的设置人类的欲望（调动观者的欲望？）以达到一个故事的合理性。

所有的不合理在合理中显现合理性，就是南美电影高于中国独立电影的地方。也是当下中国独立电影或者说先锋电影或者说那些有些许先锋姿态的导演们的桎梏，不寻求叙事的合理性和传统的必要性。

由于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和现代教育改革，大多数真正接受学校教育之后的人都已经脱离了中国数前年传统文化的直接熏陶，但是传统文化中残存的桎梏却也渗透在每个独立电影人的思想之中。他们忘了传统的叙事手法和传统本身，通过工业化艺术手段如何表现。

文化根基的丧失，不是以个体的主观（想重新追寻文化根源的）愿望为转移的。南美虽然经历了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的交融，但它具有连续性，而中国文化没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完全是在彻底的又含混不清的（经历文革之后的）现代化中，衍生出的一种基于文化心理认同感的自我挣扎。

若说中国人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传统文化的根源，其实数千年小农思想残余还根深蒂固在每个人，每个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思想中，那么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南美洲的艺术，这个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参考对象。

相对于好赖无这个工业文明最发达的文化寡头，抛开欧洲各老牌工业帝国的艺术不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当代艺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如何找到符合自己的叙事结构，这一点上，中国和南美各国的电影是一样的。

当欧洲中心主义对好赖无电影嗤之以鼻的时候，中国或者第三世界的拉美电影就也有了表明立场的机遇了么？或许答案是”不“。

《Nueve reinas》在叙事手法和结构上，如果以中国传统的叙事思维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个人碰到另一个人，一个骗子碰到另一个骗子。两个骗子开始行骗。那么对于观者来说，这个故事的叙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种可能是两个人制造了一个完美的骗局（这是好赖无式的电影模式）去骗一个第三方的人物；另一个是两个骗子在共同完成一个骗局的时候，其中一方以获得全胜（不止两人合谋骗了第三方，还有一个人最后骗了对方）为结束，这是电影工业的第二阶层，欧洲中心主义（法国、西班牙电影）的惯用手法。

阿根廷电影，这部电影，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形，这和中国电影的区别和相同，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叙事结构是相近的，都保留了工业文明诞生之前的，一条线，的叙事结果，不同的地方是宗教背景、文化背景。

《Nueve reinas》导演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表现一个故事，一种抒情的叙事，一个故事的合理性，而且也做到了。这个或许是很多中国独立电影的缺陷。虽然，有些独立电影的导演能够做的很好，比如上海的朱鹰文和黎晓峰。但是，在世界电影的江湖之中，一种叙事结构并不能改变电影工业的格局。

光靠一个、两个卓越的电影人的才华或许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