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7-21

红在革命蔓延时:《红在革命蔓延时》：没有猫的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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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马克镜头下经常出现的猫终于还是出现了，只不过它不是画在巴黎墙上变身为“Make cats, no war”口号的那只正义的猫，也不是在睁眼、转身、慵睡、无所事事中听一曲雅马哈音乐的猫，它在日本，在大阪，在1970年，从地板上站起来，却无法站立，嘴巴里流出的是无法控制的口水——一只猫，去除了具有的生命意志，去除了正义隐喻，在一个复杂、斗争的革命年代，它可能是一种病态的象征，甚至成为一种牺牲意义的弱者。
和猫有关的画面是一种真实记录，色调却让人不安，而那个事件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现实写照：日本智索公司将含有汞的废水流入到海里，使得海产受到污染，而食用了这些海产的人得了“水俣病”。从1956年开始，在日本水俣湾等地出现了奇怪的病，这种病症最初就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此地也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症状表现为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
“水俣病”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而那些患者和猫一样在变态的世界里活着，是一种不死的灾难，在对智索公司的声讨声中，一个渔民抓住公司相关领导的衣服大声叱骂：“对你们的痛恨是无法停止的！”而这一事件并非只是标志着环境恶化，并非是经济陷入萧条，更重要的是在强权世界里，如何保证生命安全？或者说，和生命相关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克里斯·马克的镜头里，只有一只病态的猫，而在这个混乱、复杂、寻找社会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和猫一样看不到希望变成受害者和牺牲品的人。
又名: A Grin Without A Cat，这是一个“没有猫的笑容”的时代，而对于这一片名的解读，除了日本大阪那一只令人恐惧的病态猫，出现在最后画面中奔驰的狼，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动物符号的象征体系：狼在原野上奔跑，作为凶猛的食肉动物，它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但是狼即使充满血性，它也只是在肉弱强食的生态系统中存在，但是在原野的上空出现的是直升机，直升机上是拿着枪支的人，朗在奔跑，不再是追逐弱小的动物，而是成为了被追逐者，但是再迅捷，依然无法逃离枪口，在不停的射击中，一只狼倒下，继续的射击中，另一只狼倒下——倒下之前，狼还回过头来张望着拿枪的人，像是在求饶，但是无情的子弹还是射进了它的身体。
食肉、凶猛、血性的狼倒在了人类的子弹之下，空中和地面，动物和人类组成了不对等的关系，动物界的强者变成人类面前的弱者，而全副武装的人类、无情的子弹，无处不在的直升机，代表的并非是技术，而是一种强权——当强权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像狼一样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狼都无法有一丝的反抗，何况那些弱者，一种关于牺牲的法则就这样无情地建立了。这是最后的画面，而在这一幅充满了更血腥、更暴力的画面之后，克里斯·马克说：“对于电影的创作者而言，许多历史事件让人心酸，但能让人记住的是面对强权政治的不屈精神……”
最后的画外音，最后的旁白，代表着镜头中再无正义之猫的克里斯·马克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态度，狼是嗜杀者，但不是强权的代表，只有人类，只有握有子弹的人才是拥有权力的人，他们制造杀戮，他们代表暴力，他们破坏环境，也正是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才会发出“我们要革命”的呐喊，才会有更多的弱者，更多的受害者联合起来，甚至携起手来变成另一种暴力，在以暴制暴的冲突中，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到底会走向颠覆主义，还是会迎来一种新生？
伊莲娜坐在台阶上，“我喜欢这里。”她说，对于她来说，拾级而上意味着一种不同风景的变幻，但是这种美好在另一种符号意义中则变成了屠杀，变成了死亡，因为这是《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阶梯，舰队已经开炮，母子在与军队发生冲突，有人奔逃，那辆婴儿车下滑——伊莲娜所在的场景不见了，影像变成了一个暴力世界，于是在克里斯·马克的剪辑中，不仅场景和场景在过渡中引起了视觉的冲突，而且大和小的冲突、静止和运动的冲突覆盖了整个画面，而这种镜头画面的直接引用，仿佛将这个时代置于“敖德萨阶梯”的暴力背景中：人群在呐喊，枪炮在发射，警察在追捕，屠杀在发生。
《脆弱的手掌》拉开了帷幕，克里斯·马克用这样的方式开启第一部的序幕，显然是将时间定格在现在，定格在此地：1968年五月风暴。1968年5月1日，极左派的示威游行中，喊出的口号是：“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是极左分子，我们不是纳粹，我们不会向极权低头，我们要开创前所未有的社会新局面。”5月3日，索邦大学，示威者高喊：“是政府将这里变成了对现状不满的大学”；5月6日的巴黎拉丁区，政府派出军队对示威者进行追捕，而示威者抗议：“促使我们来到街上的是政府，阻止我们的也是政府。”5月11日，盖·吕萨克街，示威者高喊：“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行为并非幼稚，只要自由女神能够保证我们拥有自由！”但是场面开始失控，警察和示威者的冲突导致有人受伤有人死亡，一名示威者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一直忍受，一直循规蹈矩，甚至从未抱怨过，但是一直被政府所欺骗，忽略了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看出，这场示威游行的目标就是政府，无论是极左派口中的极权，还是游行者所说的欺骗者，政府成为众矢之的，而5月14日在电影节现场，当人们喊出“我们要前进前进前进”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指责其实慢慢变成了一种斗争，甚至一种暴力的对抗，雷诺公司员工开始罢工，雪铁龙工厂工人开始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了“统一联盟”，战线在扩大，革命在升级，而本来指向政府的反对声也开始指向工会组织，他们认为工会组织非但没有发挥组织作用，甚至变成了政府的帮凶，组织罢工，“他们害怕与政府为敌，他们自己有小算盘。”或者，工会组织的性质开始转变，或者示威者已经对整个体制感到伤心，而对于法国来说，摆在现实中的一个问题是：谁来领导革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社会到底会走向何处？
声势浩大的“五月风暴”，形势多变的“五月风暴”，利益交错的“五月风暴”，以及对法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五月风暴”，对于克里斯·马克来说，无非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领导革命？革命会向何处去？革命是一种颠覆权力的行为还是在制造新的权力？“我们要革命”几乎成为六七十年代世界最普遍的一种声音，从亚洲的越南到反对越战的欧洲和美国，从美洲的玻利维亚、智利、古巴的民主革命到亚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革命在蔓延，革命在持续，革命在红色的时代前进，但是革命的错综复杂，并不仅仅是其目标问题，还在于手段，还在于方法，还在于过程，甚至还在于权力的最终分配。
每个国家都遇到了国内产生的诸多问题，经济衰退，政治高压，生活艰难，也遭遇了国外的影响和渗透，不同势力、不同政党、不同派别对革命的立场和理解不同，所以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来说，克里斯·马克用国际视野来探讨政治起落变迁，“红在革命蔓延时”，但是在这个红旗飘飘的革命年代，“我们要革命”其实在多元中变得复杂，而在指向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法国来说，革命的道路到底该如何抉择？《忙乱的手掌》作为第二部分，从苏联军队对“布拉格之春”的介入，到左派人士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关于革命，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革命中有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革命走左派道路还是右派道路，革命是暴力还是合作？而克里斯·马克在电影中多次提及的是一本名为《革命，彻底革命》的书，这本书写的主题是革命，而作者雷吉·德布雷也是革命者，1970年的时候，他还被关押在玻利维亚的卡米里监狱，在狱中对着克里斯·马克的镜头，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革命的具体形式不同，但是我只为自己的革命信念而奋斗。”雷吉·德布雷的革命信念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这一信念也成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无疑，克里斯·马克也是带着肯定的态度来审视这一革命信念，无论是亚非拉等第三世界还是欧美国家，无论是示威游行还是武装斗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我们要革命”就必须是为了一种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力，而要争取这一权力，就必须对抗压在上面的强权。
布拉格之春，人们走上街头反对的是“新政府想把人送进监狱”，当那个叫帕拉奇的人死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为他默哀，一名女生说：“他不是自杀，而是为了所有人，他拥有常人不具备的勇气。”在墨西哥监狱，画面秘密拍下了对于囚犯的处决行动，诗人在这样的暴力面前说：“人们点燃了希望之火，可是有人将它熄灭，于是湖泊变成了沙漠……”而在智利政变中，圣地亚哥总统说：“要让工人认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机器，他是人民的一份子，是社会的一份子。”
武装斗争、游行示威、文化大革命、政党矛盾，都在这场革命中呈现了不同的形态，而对于那些需要权力的人来说，他们也在这个时代经历了迷惘、愤怒、斗争，甚至是死亡，有人参与，有人逃避，有人习惯，有人极端，但是不管如何，在克里斯·马克看来，在这个连猫都被异化的时代，在这个连狼都难以逃脱子弹的社会，一只脆弱的手掌需要坚定的信念，一只忙乱的手掌则需要秩序，而只有在为了民主、自由的革命行动中，才可能实现最终的目标，才能相信社会会拥有美好的一面，才能真的像伊莲娜那样，坐在台阶上不会想起可怕的“敖德萨阶梯”，然后深情地说一句：“我喜欢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