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2-24

大明王朝1566: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海瑞与《大明王朝1566》

一．

刘和平编剧、张黎导演的历史政治剧《大明王朝1566》，刻画的人物和情节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分歧、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这也是为什么剧本里的形象，跃然纸上，免于符号化。在刘和平看来，人情味首先是基于“人”的前提下，只有把每一个人物视作“人”去写，再考虑人物的倾向性、局限性，“海瑞”、“嘉靖”、“严嵩”们才能活起来，人情味才会充盈《大明王朝1566》的浮世绘中。

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君主、士大夫、农民、商人、歌女...他们都有局限，都有自己的爱憎，而非简简单单某一主张的发声者。他们立足于生而为人的复杂性，令观众被其感动，产生强烈共鸣。尽管身份和阶层悬殊，但人性的共同点是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那根线。

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的教导；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杨金水在水中的宣泄呐喊；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话语；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天底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念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无奈，交织在一起就是流露出悲悯与希冀的“1566年”。

二．

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

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奈何处格格不入之世，抱负难伸。

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但刘和平老师终归是宽厚人，他要为这份孤独平添温润。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夜幕下，谭伦对海瑞说：“何处无月，何月不照人，只无人如我二人也...”而王用汲和李时珍，更是被海瑞视作“交友无不如几者...可以寄心腹托死生之人”。

《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命运驱引下，那份孤独，依旧不可避免。

三．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

且看一段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如今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因为一次一次，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官场规矩，他低头了。但海瑞不会，一如他不会重审时顺上面的旨意，海瑞愤而离去，恰恰符合他的行事准则，恰恰合乎这个艺术形象塑造的逻辑。这一段，是刘和平的妙手。

四．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

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

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掂量，他不会如清流般，一气之下诘难内阁。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是他最放不下的所在。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五．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海瑞天不怕地不怕，当真是一片丹心，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总是不讨好的海瑞，看样子，真真是“寂寞大地有人行”。

但一如上文提及，海瑞不缺知己。不惟谭伦，王用汲也是他很铁的哥们。从一出场到全剧终，王用汲都力所能及帮扶海瑞，海瑞穷的叮当响，他出钱；海瑞官场顶撞上司，他打圆场；海瑞一纸治安疏，身后事他都应下了。放眼环球，这情谊真比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

人生路上，得三两知己，举杯共饮，患难与共，岂不美哉。有知己相送，道阻且长，也有底气，才真的是“虽千万人吾亦往也。”多少历史长河里青史留名的孤胆英雄，其实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孤独。即便是被人潮冷落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不也有愿意为他们著书立传的身边人？否则他们才当真隐没于滚滚黄沙。

海瑞不只有王用汲般的知己，他的信念，甚至他的实践，也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异见者甚至对他的论见肃然起敬，圆滑世故如赵贞吉，不也默默叹其有“朴人”之风；和海瑞多有隔阂的张居正，不也助其推行一条鞭法。海瑞的苦闷，是社稷的污浊，是君父的不自知，是文治不张法度不严。但海瑞到底有慰藉，千万百姓为他送行，王用汲和他一个眼神便做千言万语，这何尝不是大宽慰。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不但行事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初衷也挨人唾沫星子。这荆棘丛生的路上，谭伦、王用汲般知己，他也寻不着，只能寂寞无奈空对月，把酒独饮慰平生。更头疼的是，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许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糟糕的，他扛了一辈子的责难，好不容易有点成效，他的后继者反倒半途而废了。

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康德说：“人类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精神。”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就像刘和平说的：

“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