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王斌

因为喜欢电影《被涂污的鸟》，我开始读它的同名原著——一部具备经典价值的小说，作者是已故波兰裔美国作家杰兹•科辛斯基。这几天，恰巧读到“被涂污的鸟”这一段：一只鸟，被“捉鸟人”涂上带有臭味的斑斓之色彩，然后放飞，让展翅高飞之小鸟以啼声唤来盘旋在天的它的“同伙”。这只解放了的被涂污的小鸟，以箭一般的欢快之姿冲入了鸟群，它被人囚禁的时间太久了，现在终于重获新生和自由。

可等待它的又是什么呢？因为它被涂污的“肤色”，它被“伙伴们”视为了异类，于是，伙伴们开始接连不断地向它发起密集的轮番攻击，一次又一次。它们将它视作一个侵入型的异己之物，故而不共戴天，视若仇敌。

最后，被涂污的鸟在群鸟的围殴下，被活活啄死，体无完肤，坠落在地。这一幕，宛若一则耐人寻味的象征性寓言。

它在寓言什么——这只“被涂污的鸟”？

电影《被涂污的鸟》海报

鸟乃自然界生物群中的一分子，它的属性之一切，让它以生存为目的，活在一种本能状态中，类似于人之无意识中的“力比多”——原欲/本能。在此一原欲/本能中，也悄然蛰伏潜隐着人之原始野性的目的性与各种好恶，以及对异己之物的恐惧、排斥、鄙视甚而莫名的仇视。

不错，这是人之为人与生俱在的原欲与本能，也是人的存在之本，具有本体论的实在性与本质特征——对异物或“他者”，会本能地滋生出歧视性乃至攻击性之姿态。若从原欲与本能的角度说，它是合符我们身上之动物本性的，一如小说中群鸟对被涂污之鸟的无端攻击与伤害。如果我们在自然之种属上从人性退化为普通生物性的话，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难道不是吗？

但是，倘若从进化的角度说，我们身上的人性之演化与教化，足以让我们一步步脱离了自然界的原始状态，从而具备了文明人的人性意识。那么，做为文明人之某一族群者，又该如何与异己之族群共融相处呢？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人的人种，在漫长的进化中，那个具有“生物特征”的原欲/本能依然与身俱在，只是被我们经由教化而来的“文明之‘索’”抑制在了无意识中。

我原来相信，随着文明意识的深化与改造，人类是可以打破“种族歧视”之符咒的，最起码，能意识到这种歧视是对文明本身的诅咒与亵渎，甚而是一种摧毁。现在我终于发现，我太过无知了。很多情况下，那个原欲/本能所施加于人的魔咒，足以粉碎任何人类貌似已然筑起的文明之堤，而让人重返原始的野蛮状态——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文明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拆卸的面具，所谓的“文明人”不过只是去参加一个个“假面舞会”，而面具之后，仍是一张张未脱野蛮的面孔。启蒙思想家卢梭还是过于天真浪漫了，他居然幻想出所谓“高贵的野蛮人”，这些未经文明洗礼的“野蛮人”是被他理想化的、比文明人更高贵的野蛮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野蛮就是野蛮，与教养和人之高贵无涉；至于文明人，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野蛮意识和习性呢？我是深刻怀疑的。我甚至有了深深的悲观，这其中，也包括对我自己深刻的不满与失望——我摆脱野蛮状态了吗？

近期美国发生黑人运动以来，我好像陡然间多了一重自我审视的维度。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但它既然倏忽而至，那么，我也只能“凝视”它，从而反躬自问。

比如，我非常喜欢美剧《行尸走肉》，甚至以为它达到了神剧的高度，追了好几年了，尽管最新一季让我觉得水准下滑。这几天的观看过程中，我蓦然惊见，内心似乎多了点什么。它并不涉关剧情本身，而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

那又是什么呢？

是剧中演员的那一张张面孔。这面孔，有白人，黑人，东亚人和印度人。在过去，这多重不同肤色的面孔于我只是承载了剧情流变的人物符号。我从未在“面孔本体论”上做过停顿，然后，再凝视它所具有的意味；但这次之观看，我发现，我在潜意识中，是会将这一张张肤色各异之面孔，私下里分出三六九等的——白人看着顺溜，养眼，显然处在人种身份的高阶；黑人次之，虽然黑得扎眼，但好像他们与白人在文化调性上又是相融的；而华裔、日裔与印度裔，则多少显得有些别扭了。尽管华、日裔之面孔于我乃有一分同族般的亲切，但搁在白人与黑人“文化流”中，又凸显出一种说不上来的相隔与疏离，无法浑然一体。

即便如此，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我又对白人“情有独钟”，黑人，总让人觉得与白人相较等而下之。

我一边看剧，一边思考我对“面孔”的第一反应。没错，我在潜意识中，的确对非白色人种有着潜在的歧视，也就是说，这是在力比多之精神机制的作用下，我所做出的本能反应，也是源之于生物学意义上之“本真”。问题是，作为人，凡事是否仅停留在人的“第一反应”上？

人脱离原始的自然状态（近似人之第一反应）乃是基于文明教化的结果，而教化，也即理性之摄取与归化。理性之为理性，是它以整理、分析、总结与归纳的意识高度，俯瞰、审视乃至批判性地对我们基于简单感性的“第一反应”作出理性法庭的裁决，并将此一“本能反应”提升到思辨理性之高度，将它置放在一更大的因果律中去权衡它由来的利与弊——同为人，地球人，我们有什么权力以人种之别划分高低优劣？

我知道，就我自己而言，我需要尽可能地克服依附于我身上的某些本能意识，此亦为精神上的某种自我救赎。就像尼采说的，“人是系在超人与动物之间的一根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尼釆敏锐地发现了，人其实是处于动物与超人间的物种，既可能滑向动物的兽性，也可以超升为超人，而更多的人恐怕只是停留在中端，也即海德格尔所定义的那个“常人”，或者通俗地说是一平庸的人。因此之故，尼采的又一句名言闪亮登场了：

——人是需要克服的东西。

克服什么呢？自然是在人性中蛰伏的动物性，一种被欲望之魔所左右的本能意识。人是需要超越的，这时彼岸之光便出现了。但尼采彻底否定了以往彼岸之上的那个冥冥中的上帝，而是肯定了人具有自我升华、超越的可能性，也即，人可以克服与生俱在的动物性，以生命之流的至高之在，去追寻和企及自我的超人之蜕变。

人类的人种歧视之意识是否也意谓着，我们作为人，还没有真正完成现代文明之洗礼与进化？我们的意识以及身体的某一部分，仍然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野蛮状态？否则同为人，为什么仅仅是因了各自的肤色之异，就能在彼此间产生歧视、鄙夷乃至敌视？这难道不就说明，我们依然没有彻底摆脱隐藏在我们身上的野蛮状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王斌是知名作家、文学批评家、编剧，担任过《活着》、《英雄》、《有话好好说》、《十面埋伏》等多部电影的策划与编剧，出版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吟游诗人咖啡馆》等多部长篇小说与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