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